若當年〈藍色大門〉是易智言對青春的青澀塗鴉,那麼〈行動代號:孫中山〉就是一部把人從浪漫的青春想像拉回殘酷現實的諷刺寓言。
這部寓言式電影,劇本看似簡單,卻創意十足,以高中生的校園問題諷刺社會結構問題。只可惜,部分台詞說得太多、說得太白,反破壞電影美感與想像空間。某些矯枉過正的說教式對白,更令人甫進入電影情緒,又遭打斷、退出,是美中不足的遺憾。
儘管〈孫〉片有「說得太多」的問題,但作為一部「諷刺寓言」,仍帶出了幾個值得討論的議題。在我看來,電影可切成兩個層次來理解,一是「貧窮/均富」,另一則是「我/我們」(弱勢者/運動者的集體意識)。
窮得只剩下國父
幾個繳不出「班費」、「畢業旅行費」的高中生遭「討債」,於是把「行動」的矛頭對上可以賣錢的「孫中山銅像」。
諷刺的是,國父孫中山曾是「天下為公」、「均富」理念的倡議代表人物,如今,「販賣塵封在儲藏室的孫中山銅像」,竟成了學生「解決貧窮」的唯一途徑?電影「賣國父維生」,對比上孫中山「天下為公」後設的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」精神,無疑成最大諷刺。
這裡又有兩個意在言外的想像及寓意。
想像一:若孫中山象徵了「均富」價值,在此是否仍諷刺地敗給「金錢交易」的資本主義商品邏輯?(賣掉「均富」以換得生計?)
或是想像二:學生「搬出了孫中山銅像」,表面上是欲解決付不起班費、畢旅費的貧窮問題,似也暗喻了這是一場「喚醒均富價值」的行動?
談貧窮,兩位「革命行動者」高中生彼此「競逐貧窮」的橋段,是片中令人催淚也最心酸的橋段。幾個學生不斷重複問問題、跳針說著相同台詞,也替這部寓言電影營造了饒富趣味的獨有韻律。
戴上面具:意識「我們」的可能性
〈孫〉片另觸及「我/我們」,即弱勢者的「集體意識」。
校園內的兩組「革命」人馬,遭遇同樣的問題(貧窮、繳不起錢)、同樣的行動目標(孫中山銅像),過程中,雖因互不信任淪為「競爭對手」,但最後,仍必須靠「戴上面具」的「我們」,才能「不分彼此」地達成目標(搬運孫中山銅像)。
電影對於「我們」意識的揭露,最經典的一幕在於,阿左跟蹤小天一路到捷運列車,在車上,阿左脫口說出了那句「我們」,小天卻不斷狐疑、重複地問著「我們?」而後,阿左展示行動準備作業的成品,並「邀」小天加入「我們」。這是貧窮者(社會底層?)彼此意識「集體」的關鍵對話-意識到相同的被壓迫處境、意識到相同的革命目標。
重如千斤的孫中山銅像,似暗喻所有反抗運動的目標皆如此「艱難」,何以能憑個人才智與能力勝之?兩組高中生最後必須戴上美少女戰士的面具,放下「個體」,才能齊力搬動孫中山銅像。
「戴上少女戰士面具」,這群革命的高中生,實成了「相同面孔」的個體;原來,「我們」的處境與本質是如此「相同」,相同面孔背後則道出一事實:我們每一人都是社會上「沒有臉孔」(被忽視、被剝削)的弱勢者。
但這些學生也競逐、爭搶著「革命的果實」。搬運孫中山銅像同時,有人偏離行動最初目標,貪心地在儲藏室拿了其他物品;同樣面孔的「面具人」合力搬動銅像上卡車後,卻又爭奪、「搶功」,想「獨吞」。這些劇情,某種程度也予人社會運動內部的分裂、鬥爭、齟齬,乃至於對「運動割稻者」的想像。
最後兩組人馬因「不合作」而潰敗,也間接呼應了國父孫中山那句「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(們)仍須努力」。
從「頭」說起:說太多與說不清的
追究「孫中山行動」首謀,老師要學生寫下悔過書,卻頻稱「寫得不夠多」,要求他們把此事件「從頭說起」。但面對結構性壓迫,一場場反抗行動又如何說得清?此片段無疑諷刺社會大眾面對社運錯誤歸因、究責的現況,人們總是習慣以「就事論事」、「就個案論個案」,來包裝「見樹不見林」的制度暴力。
看見「結構性因素」,或許才能從「頭」說起。
但撇開電影這些意在言外的創意鋪排及寓意,「說太多」、「說太白」卻是這部最大敗筆。
電影觸及的「貧窮」乃至世代剝削、社會正義等議題,透過一幕幕劇情安排,邏輯強度其實已很飽滿,但片中卻塞進太多「破壞想像」的台詞,反而顯得刻意且說教,成了電影的贅肉,不但影響電影流暢度,也減損了「寓言」的後座力及說服力,容易停留在國片最令人詬病的「電視劇展」層次,甚為可惜。
例如悔過書場景,小天說著:「我們不能窮斃了,我們兒子的兒子,不能窮斃了」等台詞,顯得太過刻意,生硬得令人難下嚥;行動失敗後的超市裡,小天邀阿左「合作」的對白也顯得多餘。結尾,若能見好就收停在警車追逐小天、阿左的畫面,或許更能讓電影留白迴盪。
「什麼嘛!預告就把整部電影講完了?!」電影散場,角落有名觀眾突然喃喃冒出了這麼一句。
如何把一個簡單的寓言故事,說得聽動、吸引人,考驗導演的功力。同樣寓言式、充滿童趣的電影〈囧男孩〉,在拿捏「說」與「不說」的技巧上,顯然比〈孫〉片精采多了。
如何把一個簡單的寓言故事,說得聽動、吸引人,考驗導演的功力。同樣寓言式、充滿童趣的電影〈囧男孩〉,在拿捏「說」與「不說」的技巧上,顯然比〈孫〉片精采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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